环境的历史

环境的历史是研究人类文化与自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作用，研究自然环境如何影响历史进程，反过来，人们如何利用技术认识和改造他们的环境。这种双边方法是由克里斯托弗·斯莫特指定的。其目标是将自然世界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这是社会史所忽视的方法。研究的对象是生态，人类在那里发展他们的栖息地，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

现代环境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当时人们对新出现的环境危机和环境行动主义都有所关注，历史学家将生态学的概念和模型纳入其中。生态学，作为研究环境中生物和非生物元素之间关系的科学，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合理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科学基础。与相互作用研究相关的困难来自于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的复杂性，大量人类群体和机构的干预，以及感知对决策过程的干预。

历史叙事开始将科学和技术进步、社会和政治变革、土地占用和资源开采与环境变革联系起来。为了充分理解自然系统，历史学家开始与其他学科的科学家进行交流，这些学科开始相互交融。到1980年，这门学科已经通过出版物和历史学家的详细研究计划脱颖而出。

新的全球环境问题包括:跨界空气污染、臭氧层破坏、碳排放和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下降;表明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讨论、采用和实施政策。这一现象挑战了历史作为国家叙事的经典方法。然而，以问题为导向的区域和地方研究仍然主导着环境史领域，很少有作者采用了全球范围的研究。

卡尔·绍尔和文化地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影响体现在研究的重点和深度上。

关于自然概念化的一般研究见于克拉伦斯·格拉肯的《罗底亚海岸的痕迹》(1967年)、唐纳德·沃斯特的《自然经济:生态学的根源》(1977年)、基思·托马斯的《人与自然世界:现代感性史》(1983年)和卡罗琳·麦钱特的《自然之死:女性、生态学和科学革命》(1980年)。区域问题涉及特定的历史进程和环境特征。美国和澳大利亚环境的历史对他们土地上的人口现象有共同的兴趣，分别从1620年和1788年开始。澳大利亚和欧洲的环境史在研究殖民、定居过程以及对新环境和土著人民的影响方面趋于一致。

欧洲环境历史学家研究了古老的高度人性化的景观，减少了自然质量，环境相互作用的悠久历史，并探索了适应形式。相比之下，北美历史学家主要写的是荒野印第安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斗争。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火的作用和内陆的概念更为突出。主要增长理论的加拿大学派根据世界贸易中的出口，分析了国家资源(如毛皮、林业、鲸鱼或鳕鱼)的开发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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